編者按
過去十幾年，可再生能源的迅猛發展不斷改變著全球能源格局。近期，英國牛津能源研究所（OIES）發布報告稱，與(yu) 儲(chu) 量有限的化石能源不同，可再生能源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太陽能和風能為(wei) 核心動力，以太陽能電池板、風力渦輪機、電池、電解槽等為(wei) 關(guan) 鍵部件，呈現出完全不同於(yu) 以往的能源經濟特征，正在改寫(xie) 能源史。具體(ti) 而言，可再生能源的競爭(zheng) 力不再是自然資源稟賦，而是產(chan) 業(ye) 政策、供應鏈效率和規模經濟的協同作用，隻要有工業(ye) 基礎和資本投入，就能形成強大的生產(chan) 能力。深刻認識這一趨勢，對能源從(cong) 業(ye) 者尤其重要。
本版文字由中國石化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 盧雪梅 提供
能源經濟將發生根本轉變
全球能源格局正經曆一場重大變革，可能顛覆過去幾十年圍繞資源稀缺性建立的能源經濟思維定式。不同於(yu) 以稀缺性和地理偶然性為(wei) 特征的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以生產(chan) 技術為(wei) 核心、以取之不盡的風能或太陽能為(wei) 原料，一旦完成初始建設就可以提供低成本的能源。
這意味著，能源經濟框架將從(cong) 霍特林規則（稀缺驅動成本上升）轉變為(wei) 學習(xi) 曲線模型（成本隨累積產(chan) 量下降），形成與(yu) 傳(chuan) 統能源經濟學不一致的新模式。
產(chan) 業(ye) 政策效仿潮
近年來，各國先後意識到控製新能源技術供應鏈的經濟性和戰略效益，而我國在這一領域早已走在前列。截至2021年，我國電動汽車電池產(chan) 量占全球總產(chan) 量的79%；截至2023年，我國光伏組件產(chan) 量占全球總產(chan) 量的85%。我國的成功經驗也刺激了競爭(zheng) 對手的政策跟進。美國的《通貨膨脹減少法案》、歐盟的《淨零工業(ye) 法案》均旨在通過補貼、稅收減免等激勵措施提振本土清潔技術製造業(ye) 。日本的“綠色增長戰略”（2024年）和韓國的“綠色新政”（2021年）則分別為(wei) 氫能和電池技術製造業(ye) 設定了具體(ti) 目標，並提供了支持政策。
這些新興(xing) 的產(chan) 業(ye) 戰略正促使電池製造業(ye) 突破原有地域限製，向美國、歐盟、印度和東(dong) 南亞(ya) 等國家和地區擴散。一些國家（如越南、馬來西亞(ya) ）正利用低成本勞動力、政策支持和現有製造業(ye) 基礎等優(you) 勢，積極擴大光伏生產(chan) 規模。
這些趨勢表明，製造業(ye) 流動性更強，如鋰、鎳、鈷等關(guan) 鍵資源可以全球采購運輸，電池組裝等環節可以在政策和市場條件更具優(you) 勢的地區進行。相比之下，化石能源的開采往往受限於(yu) 特定的地質構造。此外，低碳製造依賴的供應鏈可以在全球建立，地域限製較少。基於(yu) 這一認識，各國都在積極爭(zheng) 奪市場份額，反映出全球競爭(zheng) 正經曆從(cong) “資源控製”到“產(chan) 業(ye) 戰略”的深刻轉向。
能源安全再定義(yi)
上述產(chan) 業(ye) 格局的轉變正在重新定義(yi) 能源安全。各國政府不再局限於(yu) 保障油氣供應安全，而是逐漸從(cong) 穩定獲取清潔能源技術的角度構建國家能源安全體(ti) 係。例如，美國能源部在供應鏈審查文件中強調過度依賴進口太陽能電池組件的脆弱性，並指出應盡快發展本土產(chan) 能。其他國家也在尋求獲得固態電池或氫電解槽等新興(xing) 技術的知識產(chan) 權和製造技術。
此外，政策製定者試圖利用對先進技術的出口管製保護本土產(chan) 業(ye) 。這也說明，作為(wei) 能源安全工具的技術管製正在發生轉變。隨著可再生能源係統與(yu) 數字電網整合程度的提高，網絡安全成為(wei) 保障能源安全的關(guan) 鍵，技術領先程度則成為(wei) 能源安全戰略的核心支柱。
創新重點的轉移
能源領域創新的性質也隨之發生變化。製造業(ye) 創新的重心正從(cong) 化石能源時代的資源勘探與(yu) 開采效率提升，轉向可再生能源領域的製造工藝優(you) 化、成本下降和技術效率提升。因此，各國逐步將研發投資和人才儲(chu) 備的重點向可再生能源製造技術研發傾(qing) 斜。國際能源署（IEA）2024年數據顯示，過去20年，可再生能源相關(guan) 專(zhuan) 利的增速持續超過化石能源。雖然在專(zhuan) 利總量上化石能源仍占上風，但在許多具體(ti) 技術類別中，這一差距已大幅縮小甚至逆轉。
可再生能源專(zhuan) 利的快速增長意義(yi) 重大。過去十年，太陽能發電成本大幅下降主要源於(yu) 製造創新，如更大的晶圓、更薄的矽片和更優(you) 化的電池設計。研發工作也主要聚焦於(yu) 提高電池性能，如能量密度、充電速度和壽命，並通過材料科學和製造工藝的革新進一步降低成本。更高效率的風力渦輪機的發展動力也來自先進材料、空氣動力學和製造技術的創新。由此可見，材料科學、製造工程和係統集成方麵的專(zhuan) 業(ye) 知識，對能源行業(ye) 的重要性與(yu) 日俱增。
脫碳戰略受影響
上述轉變深刻影響了各國的脫碳戰略。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僅(jin) 補貼上網電價(jia) 並不能自動降低供應鏈的脆弱性和對外依賴度。因此，許多國家的脫碳重點已轉向扶持可再生能源產(chan) 業(ye) ，將激勵措施與(yu) 本地化生產(chan) 要求、製造業(ye) 稅收抵免或研發支持政策結合起來。如一些國家開始對進口清潔能源產(chan) 品征收關(guan) 稅，以保護國內(nei) 製造商免受低價(jia) 進口產(chan) 品的衝(chong) 擊。
這說明，能源經濟學將發生根本轉變，從(cong) 化石能源時代的稀缺性、地理限製和資源控製，轉向可再生能源時代由技術創新、製造業(ye) 可擴展性和政策協調驅動的新範式。要掌握這種範式，需要理解能源經濟學的新框架，原本植根於(yu) 化石能源的傳(chuan) 統模型已難以捕捉低碳能源的獨特運行規律。
傳(chuan) 統能源行業(ye) 的經濟特征
1.稀缺性與(yu) 耗竭焦慮
傳(chuan) 統能源行業(ye) 最根本的經濟特征是稀缺性，即化石能源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資源。傳(chuan) 統能源市場經濟的基礎理論核心霍特林規則正是基於(yu) 此提出的。幾十年來，圍繞對化石能源耗竭的擔憂和霍特林模型，誕生了不少峰值理論，如“石油峰值”“煤炭峰值”等，都不同程度影響了國家或公司的投資戰略，也促使各國建立戰略儲(chu) 備或尋求能源多元化。對化石能源耗竭的焦慮還推動了能源獨立政策、儲(chu) 備戰略和替代能源的發展。然而，現實中，技術進步和新資源發現不斷推遲了這些“預料中”的能源耗竭場景的到來。
2.規模經濟與(yu) 行業(ye) 整合
化石能源生產(chan) 、運輸和精煉均表現出顯著的規模經濟特征，大型作業(ye) 的單位成本通常較低。因此，在產(chan) 能上投入巨資的公司能戰勝規模較小、效率較低的競爭(zheng) 對手。這種動態加速了行業(ye) 整合，使得行業(ye) 結構逐漸向大型、資金雄厚的企業(ye) 傾(qing) 斜。規模驅動的整合也塑造了生產(chan) 的地理格局：大型煉廠或大型煤礦成為(wei) 供應鏈的集輸中心。各國政府往往通過直接補貼來支持這些大型企業(ye) ，最終導致全球化石能源市場由少數大型公司主導，這些巨頭能利用規模優(you) 勢來影響燃料定價(jia) 、生產(chan) 節奏和技術方向。
3.縱向與(yu) 橫向整合
為(wei) 了提升效率和掌控力，化石能源企業(ye) 廣泛采用縱向整合策略，控製從(cong) 勘探開采到煉油和零售分銷的整個(ge) 價(jia) 值鏈。控製供應鏈的多個(ge) 環節有助於(yu) 降低不確定性和交易成本：企業(ye) 可確保供應穩定，根據上遊產(chan) 量優(you) 化下遊煉油能力，並依照統一戰略進行成品分銷。這種模式在20世紀的石油行業(ye) 尤其典型，大型國際石油公司多為(wei) 上下遊一體(ti) 化巨頭。然而，縱向整合的收益並非無限遞增，超越最優(you) 邊界點，可能導致效率降低。
橫向整合則是指在價(jia) 值鏈同一環節收購或合並競爭(zheng) 對手，可以增加市場份額、減少直接競爭(zheng) ，並獲取成本優(you) 勢。規模經濟效應與(yu) 縱向、橫向一體(ti) 化相結合，最終形成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這在石油行業(ye) 表現得尤其明顯，即少數一體(ti) 化跨國公司和國家石油公司共同控製全球生產(chan) 、煉油和分銷的大部分份額。寡頭壟斷通常出現在需要大規模、大量資本投資和專(zhuan) 業(ye) 技術的行業(ye) ，這些都限製了競爭(zheng) 者的數量，使得現有企業(ye) 對市場從(cong) 定價(jia) 到供應決(jue) 策都有相當大的控製權。
4.價(jia) 格波動與(yu) 風險
價(jia) 格波動，尤其是油價(jia) 變化是傳(chuan) 統能源行業(ye) 的顯著特征。地緣政治衝(chong) 突導致的供應中斷、全球經濟周期驅動的需求變化，以及大宗商品市場的投機行為(wei) 是主要誘因。例如，主要產(chan) 油區（如中東(dong) 地區）的戰亂(luan) 或政局動蕩可能限製供應並導致油價(jia) 飆升；相反，全球經濟衰退則會(hui) 抑製需求，引發價(jia) 格暴跌。
價(jia) 格波動給投資者、政府和消費者帶來巨大風險，並產(chan) 生深遠的結構性影響。石油公司經常陷入盛衰周期，直接影響其勘探投資決(jue) 策，油價(jia) 高漲時加大勘探開發投入力度，暴跌時則推遲或取消項目。同樣，依賴化石能源出口的國家經濟也易遭受價(jia) 格波動的衝(chong) 擊，而依賴進口的國家在燃料成本飆升時則麵臨(lin) 能源安全威脅和通脹壓力。為(wei) 了應對價(jia) 格波動，產(chan) 生了多種穩定價(jia) 格或保障供應的機製，如國家戰略石油儲(chu) 備、長期合同和對衝(chong) 工具等。
5.地緣政治意義(yi)
地理分布不均衡賦予了化石能源強烈的地緣政治屬性。集中在中東(dong) 、俄羅斯和北美的龐大石油儲(chu) 量使得這些地區擁有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因此，保障化石能源供應安全成為(wei) 多數工業(ye) 化國家的戰略優(you) 先事項。這種地緣政治考量往往促使政府出台保護國內(nei) 化石能源行業(ye) 的政策，包括直接補貼、設置貿易壁壘或通過國家石油公司控製海外資源等。
6. 資本密集度高
化石能源項目（如煤炭開采、油氣鑽探、煉廠建設、管網鋪設）具有極高的資本密集度，前期開發需要巨額投資，形成了較高的進入壁壘，將規模較小或資金不足的企業(ye) 排除在外。資本密集度高與(yu) 價(jia) 格波動相互作用，增加了傳(chuan) 統能源的投資風險——新項目可能需要數年才能盈利，不利的價(jia) 格環境可能使經濟性蕩然無存。
7. 漫長的項目周期
化石能源項目從(cong) 勘探評估、可行性研究、建設到最終投產(chan) ，通常需要漫長的周期。這種滯後性使得企業(ye) 難以靈活地對需求突變或供應衝(chong) 擊做出快速反應。項目周期漫長和資本密集度高的相互作用，使得大型公司更有實力抵禦經濟衰退風險和應對漫長的投資回報周期。
8. 技術創新的雙重作用
技術創新長期以來持續驅動化石能源供應鏈效率的提升。勘探技術進步提高了儲(chu) 量評估精度、減少了無效鑽井，開采技術進步提升了老油田的采收率。這些技術進步降低了單位能源成本，延長了傳(chuan) 統資源的經濟開采壽命。更重要的是，水力壓裂等技術突破成功釋放了頁岩油、頁岩氣等非常規資源的潛力。這一發展顯著增加了全球油氣供應，深刻改變了能源格局，並有效緩解了先前關(guan) 於(yu) 資源稀缺的憂慮。
9. 多樣化的監管環境
化石能源行業(ye) 的監管框架呈現高度多樣化。一些主要產(chan) 油國（如美國、中東(dong) 部分國家）監管相對寬鬆，對環境影響或安全標準的約束較少；而另一些地區（如歐洲）則在環保法規、勞工保護和價(jia) 格管控方麵更嚴(yan) 格。即便在設定碳中和目標的國家之間，環境監管也存在顯著差異。目前，僅(jin) 少數G20國家立法要求逐步淘汰特定化石能源，如德國設定煤電退出目標、法國禁止新油氣勘探、西班牙承諾結束煤炭開采與(yu) 發電等。隨著公眾(zhong) 對環境汙染、安全事故（如石油泄漏）及開采副作用的擔憂加劇，未來監管將更複雜和全麵。相關(guan) 研究指出，要實現2050年將升溫幅度控製在1.5攝氏度內(nei) ，全球58%的石油儲(chu) 量、59%的天然氣儲(chu) 量和89%的煤炭儲(chu) 量都必須留在地下不開發。
10.高額補貼及影響
化石能源行業(ye) 長期受益於(yu) 各種補貼，包括直接補貼和間接補貼。這些補貼降低了化石能源企業(ye) 的生產(chan) 成本，提高了盈利能力，鞏固了其在國家能源結構中的主導地位。2023年，各國政府對化石能源的支持達到1.5萬(wan) 億(yi) 美元，其中補貼占最大份額。這些補貼掩蓋了真實的市場成本，使得經濟更依賴化石能源，阻礙了向清潔能源的轉型。
新能源行業(ye) 的經濟特征
能源轉型並非人類曆史上的新生事物。從(cong) 工業(ye) 革命時期的生物質能（如木材、柴草等）向煤炭的過渡，到20世紀初向石油的轉移，以及後來引入核能，都代表著能源轉型。然而，人類當下麵臨(lin) 的可再生能源轉型與(yu) 以往有根本不同。以往新能源主要用於(yu) 補充，而非完全取代現有的能源形式，煤炭並未完全取代生物質能，石油也並未導致煤炭退出曆史舞台。相反，這些新的能源形式還拓展了能源結構，最終使得每種能源都找到了定位，得以並存發展。
而當前的可再生能源轉型則標誌著這一模式的曆史性突破。推動此次能源轉型不是發現了更集中的能源或更高效的開采方法，而是具有不同經濟特征的能源技術的出現。這些新能源不僅(jin) 是對現有能源結構的補充，而且是在多個(ge) 領域取代化石能源。這種轉變除了源於(yu) 環境問題的急迫性或政策要求，還因為(wei) 可再生能源係統的潛在經濟特征，即邊際成本趨於(yu) 零、基於(yu) 製造業(ye) 的學習(xi) 曲線不斷提效降本，以及積極的網絡外部性。
這些經濟特征創造了一種本質上完全不同、更具競爭(zheng) 力的新經濟範式。這一發展促進了新能源經濟的出現，其特性與(yu) 傳(chuan) 統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大宗商品為(wei) 基礎的體(ti) 係有很大不同。在新能源經濟學中，豐(feng) 富性取代稀缺性成為(wei) 決(jue) 定性特征，技術創新和製造能力，而非資源控製，構成了這一新範式的核心競爭(zheng) 力。
電氣化是新能源模式的核心。它不僅(jin) 是一種脫碳途徑，而且是實現新能源經濟動態的基本載體(ti) 。電氣化驅動了邊際成本高、開采依賴型的能源係統向通過製造技術提供能源服務的結構轉變，邊際成本趨於(yu) 零。這不僅(jin) 提高了熱力學效率，而且增強了係統集成性。此外，雖然由於(yu) 工藝或能量密度要求，部分難減排行業(ye) 麵臨(lin) 直接電氣化的挑戰，但其長期脫碳也將依賴低成本、充足的可再生電力。許多間接脫碳途徑，如綠氫、合成燃料和電化學過程，本質上都能以可再生電力為(wei) 原料。因此，即使是麵臨(lin) 轉型障礙的行業(ye) ， 可行的脫碳方案仍是豐(feng) 富、低成本的可再生電力。
新能源係統的最基本特征是發電的邊際成本趨於(yu) 零。一旦基礎設施（如太陽能電池板或風力渦輪機）到位，陽光和風作為(wei) “燃料”可以免費獲取。這從(cong) 根本上改變了電力市場的定價(jia) 動態，可再生能源可以取代化石能源，在產(chan) 量較高時期壓低批發價(jia) 格，也顛覆了傳(chuan) 統的供需關(guan) 係。趨於(yu) 零的邊際成本與(yu) 新經濟範式的另一個(ge) 決(jue) 定性特征（前期資本成本占主導地位）有內(nei) 在聯係，即可再生能源的主要成本是製造和安裝設備的初始資本支出，運營費用（主要是維護費用）相對較低。這種高資本支出和低運營成本的結構需要大量的前期融資，導致平準化度電成本（LCOE）對資本成本和設備壽命高度敏感。然而，一旦投入運營，這種結構也會(hui) 轉化為(wei) 相對低風險的長期回報，對尋求穩定現金流的機構投資者頗具吸引力，這與(yu) 化石能源投資回報的不穩定性形成鮮明對比。
此外，化石能源生產(chan) 的地理限製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基本不存在。隻要氣候條件合適即可生產(chan) 可再生能源，顯著降低了地緣政治風險和運輸成本。但太陽能和風能在各地區分布也不均衡，部分地區太陽能資源豐(feng) 富（如撒哈拉沙漠、阿拉伯半島和澳大利亞(ya) 內(nei) 陸），部分地區風力資源充沛（如沿海地區、北海和某些山口），部分地區兩(liang) 者兼有。這種自然稟賦的差異可能造成可再生能源發電潛力的不同，並影響產(chan) 能、項目經濟性和競爭(zheng) 力。然而，即使可再生能源稟賦不佳的地區，通常也有足夠資源來滿足能源需求，且這些資源質量的地理差異並不會(hui) 像化石燃料那樣引發地緣政治衝(chong) 突。
可再生能源的分布式特征通過互聯係統可以形成相輔相成的關(guan) 係。電網互聯能減少風能和太陽能固有的間歇性挑戰，推動對輸電基礎設施和智能電網的投資增加，構建更具韌性的一體(ti) 化能源係統。
更重要的是，新範式的經濟優(you) 勢重心出現了轉移。化石能源的規模經濟主要體(ti) 現在開采、運輸和精煉環節，可再生能源則表現在設備製造上。生產(chan) 太陽能電池板或風力渦輪機的大型工廠單位成本更低，推動了製造業(ye) 整合，而隨著產(chan) 量增加，成本將進一步降低，促進了國際技術轉讓和競爭(zheng) 。
這種製造驅動的降本增效將進一步放大。隨著時間推移，可再生能源技術的成本急劇下降，產(chan) 量每增加一倍，成本也同比例下降。這與(yu) 傳(chuan) 統的霍特林模型有根本背離。傳(chuan) 統的霍特林模型認為(wei) ，資源消耗會(hui) 增加成本。
總體(ti) 而言，新能源經濟的特點是成本緊縮軌跡、空間民主化和製造業(ye) 驅動的可擴展性。雖然間歇性、確保關(guan) 鍵礦產(chan) 的供應，以及適應市場設計等挑戰依然存在，但可再生能源的結構性優(you) 勢表明，能源轉型大勢是不可逆轉的。新模式鼓勵創新、製造業(ye) 和技術領先，而不是資源控製，開創了能源豐(feng) 富的新時代，並將從(cong) 根本上重塑全球能源格局。
